民族丛刊如何发表论文（民族丛刊如何发表论文(3)

本所的老师李又然同志讲白居易的诗，往往一步步把大家带到无言的意境，然后他在台上久久不语，大家在台下也好像给感染得不停地心头直颤。

那时我常去多福巷丁玲同志家里汇报工作，有一回丁玲同志和我说，“还是要多请些作家去讲创作。”于是我们又掂算，赵树理、刘白羽、杨朔已去讲过了，啊，还应该请柳青、周立波、高玉宝。

接着，陈学昭、雷加、碧野、逯斐这些同志也都到了讲习所，写作之余讲讲创作，搞搞辅导。

附记：摘自康濯：《文学》（1986年4月号·总第三一九期）。

四马烽：《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》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1950年冬天就挂出了，那时是初级阶段，只是搭起了个架子。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，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。秘书长是田间，副秘书长是康濯。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，文协只管业务；行政、党务工作属文化部。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。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。我当即向她说：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，只要求当学员，认真学习几年。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，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。她说：“你的意见，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。”停了停，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：“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。所长是多大的官？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。你想专门学习，我想专门去搞创作。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！”她这样一说，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。

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，教学方针就确定为“自学为主，讲课为辅”。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，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、碧野、蔡其矫、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。而主要课程，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、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。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。经过我们多方努力，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，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。

文研所是1951年2月间正式开课的。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《重庆日报》，现在也来学习了，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。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，虽然以前不认识，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。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，很快也就熟悉了。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。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。讲授古代、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、李何林；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、余冠英；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、冯至；讲授美学的是蔡仪、黄药眠；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、专家如：俞平伯、胡风、冯雪峰、周立波、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。政治学习，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，还增加了马、恩、列、斯论文艺。至于毛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。

1953年夏天，第一期学员结业以后，基本上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，只有少数几个人做了调整。那时候北京各出版社、文艺刊物编辑部都缺年轻编辑，他们很快就被一抢而空。后来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这些单位的骨干。

附记：摘自《马烽文集》第七卷（大众文化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）。

五有人著文回忆：《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、师资和课程(1)》——

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校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，另外在鼓楼东大街156号和后海北官房27号有房产（主要是做学员的宿舍）。

从1950年开始的丁玲时期的“中央文学研究所”（中央文化部和文联共同管理），到1953年后的田间、公木时期的“中央文学讲习所”（全国文协管理），前后经历7个年头，开设四期五班（第一期两个班），结业学员279人。经历1955年的“丁陈反党集团”事件和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，中央文学讲习所终结。

直到1980年，重新恢复建制，改称“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”（李清泉任所长，徐刚任副所长）。1985年改称“鲁迅文学院”（唐因任院长，1991年由刘白羽接任），终于实现与前苏联“高尔基文学院”的名称接轨的宿愿。但此时的“鲁迅文学院”，或者说作家协会，与风起云涌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。

以上这段文字大致可以，再深究些则含糊了，该文明显有不认真、不讲究、不确定之处，即使引入被当作庆祝建院50周年所陈列的展板上的表格说明文，也是缺这少那的——

下面所附表格，是2000年鲁迅文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展览时制作，但中央文化部1954年1月的公文所示为“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”，并附有方印图案，特此说明。

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的选拔和标准，在上一节的“草案”中已有详细说明。第一和第二期学员属于调干性质，有些学员同时兼工作人员，比如马烽、徐刚等同时兼任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老师。综合鲁迅文学院展览资料和学员回忆文章，前四期五班的学员情况如下：

文章来源：《黑龙江民族丛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hljmzckzz.cn/zonghexinwen/2022/1209/205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