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族丛刊如何发表论文（民族丛刊如何发表论文(5)

丁玲交待我们，这个班的任务，主要是改造思想，要用一半的学习时间和工农在一起生活。1953年初，我和李方立带领二班学员下乡下厂。我带龙世辉、张凤珠、李仲旺等九人到青岛国棉六厂。这是劳动模范郝建秀所在的纺织厂，纺织工业部已总结了郝建秀的工作法在全国推广。我们分别在各车间参加劳动，参加党、团、工会工作。

6月，我们返回文研所。以后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所部叫我总结第二期第二班的工作，我想到李又然老师在教学中的几件事：

李又然讲语法修辞时，讲到李清照的词“人比黄花瘦”，他说：“你们看，我的脸比黄花还瘦。延安整风时，他们用香头儿的鼻子。”用南宋女词人的词和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遭遇相联系，风马牛不相及，联系不起来嘛。

又有一次，玛拉沁夫拿着李又然选的两篇作为教材的作品，一篇是鲁藜致阿垅的诗《要区别开来》，一篇是匈牙利作家写的小说《可笑孰甚》，问我：“李老师选这两篇作品当教材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看了也感到莫名其妙。

二班同学议论李又然生活中的事，是可以理解的；教学中的问题则涉及到原则。我在总结工作时用正面的语言写到：本所教师授课最好有个经过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，不要随意性太强。这个总结激怒了两三位教师。所不便召开会议讨论二班总结的问题。三位教师厉声批评我，马烽、邢野保持沉默，田间揽过责任说：“这总结是我叫人印发的。”丁玲在会中走来走去最后说：“我们的水平都不高。”

过后，丁玲在多福巷家中设了一席便宴，李又然见我坐在席上扭头就走。丁玲说：“他有病，我们吃我们的。”这时我才想到丁老师可能是想在席间淡化这一问题的矛盾。

附记：摘自于徐刚《文学的日子——我与鲁迅文学院》一书（属于内部资料，非公开发行品，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）。

孙用翻译的以《春天的歌》为总题目的戈尔札克小说七篇，于1931年，由中华书局按现代文学丛刊印行，计266页；不知道家父李又然当年选用的是否这个版本——七篇小说的各题目为：⑴可笑孰甚；⑵毫无趣味；⑶清洁；⑷堂倌者人也；⑸职业；⑹春天的歌；⑺讲文法的一课。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，就不把戈尔札克的小说《可笑孰甚》找出来，看看因为什么值得一读，读者愿意就找来读吧。

鲁藜的诗，现在读来依然令人震撼，很适合第一期第二班学员日后作为文学编辑阅读，从那时到目前，很少有如此肝胆的文艺批评，更何况是用诗来写的。马拉沁夫那时年龄小，不谙事理，不足为奇。徐刚作为第一期第一班学员、第一期第二班副主任，以“原则”要挟教员，显然不讲“原则”，不懂“原则”。其实有必要把鲁藜的这首批评诗、哲理诗找出来给读者看看，何谓坚持“原则”一目了然。

道革命、齐跻文坛、共同抗战、赢得解放的师友同事，新成立后可争执的教与学和名与利太多了，扣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及腐朽生活的帽子，是极左年代的最卑劣手段，无须任何事实而以思想揣摩定罪，一定一个准儿。整人的人如此整人，挨整的人如此挨整。

文学界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，教与学，名与利，在中央文学研究所、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、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，无论怎样表面不说、几番更名，也无法回避和掩饰实质，而其中每一个教员工作的态度和生活的细节，足够学员牢记一生，历经波澜的几十年后也多有回忆。

周永珍：《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》 先生悄然离开人间，倏忽已半年，他那模糊的身影，常晃动在眼前。

认识李又然先生，是在1952年。那年暑假，我毕业分配在文化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。一天，上世界文学课，李又然先生来到我们教室，他面庞清瘦，微突的眼睛带一点血丝，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稍大。他讲话态度和蔼，面容慈祥。他允许同学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。有的时候，同学公开提出相反的意见，他不生气，还说：“好啊！应该有自己的见解，独立思考么！”我们在先生面前感到自由舒畅。

当时文学研究所分在两处，一部分在鼓楼东大街，一部分在什刹海后海南河沿。先生住在鼓楼，我们学习住宿在什刹海，除去上课，有的时候上晚自习，先生也到我们这边来。大家围坐在先生周围，请他讲述文学大师的名著和故事。还有的时候，我们湖岸散步、竞舟湖心，先生或夹在同学中散步，或倚栏观看。同学们都很爱戴他，有的背地里称他李妈妈。这并非有丝毫贬义。人们习惯说，严师如父，可是先生却慈祥得像个母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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