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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朵“山茶花”代表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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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云南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 在云南省花灯剧院的李丹瑜看来,花灯十分接地气。比如花灯歌舞小戏《游春》里,风趣的老爹带着六个孙女去游春,老爹催
云南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
在云南省花灯剧院的李丹瑜看来,花灯十分接地气。比如花灯歌舞小戏《游春》里,风趣的老爹带着六个孙女去游春,老爹催促“小六妹,你的脚步要加紧,大好春光不等人。”顽皮的小六妹回老爹“不是我的脚步慢,是我的肚子在叫喊。你听,它在说‘我要吃米线'”。《游春》用老百姓最熟悉的云南话和最爱吃的米线来表达,让人听了十分亲切。云南省花灯剧院创作了不少这类传统花灯,如《探干妹》《小姨妹过河》《老海休妻》《十大姐》《大茶山》等,深受云南人的喜爱。
云南花灯《大补缸》
新河社区李丽和发小杨微两个80后年轻人,在回迁小区建成入住后又搭起棚子继续崴花灯,带着一群80岁的昆明奶奶一起录视频。蓝布大襟衣、绣花围腰和尖头撒花布鞋是她们团队标志性服饰。她俩还通过抖音结识了一群花灯爱好者,比如演奶奶入木三分的黄琳媛。黄琳媛打开手机上的视频指着说:“你看我这身衣服,是我奶奶唱花灯时穿的,她把衣钵传给了我。我要把老人家的愿望传承下去。”尽管李丽、杨微的花灯团队恢复演出时间不长,2021年春节还是吸引来了几百个观众。从去年到现在,李丽和杨微自掏腰包操办了三场花灯演出。架音响、铺地毯,这些活儿全由她们家里的男人来干,长辈则主动承担起做饭的任务,犒劳辛苦演出的大伙儿。
杨微有一对双胞胎女儿,两岁三个月大,“你别看她们小,平时我们排练花灯,老大会跟着曲调哼唱两句,听着很像《大茶山》。如果以后她喜欢,我也会支持她。”
云南花灯由“团场灯”“簸箕灯”到进入“灯棚”“茶室”,到登上现代化大舞台,这几种代表不同层次、不同发展水平的花灯演出形态,袁留安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实践。从艺60年,袁留安博采众长,为我所用,自成一家,有很深的花灯演唱造诣。鼓舞袁留安的,是每一次下乡演出花灯时人山人海的盛况,一些优秀花灯节目当场在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共鸣,花灯爱好者迫切盼望辅导的渴求,广大业余花灯演唱组织雨后春笋般的在农村兴起……
云视网讯(记者李丽萍 实习记者梁爽)在云南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它一样,在历史的长河里保持着如此宽广的人气和热度。越是乡土气息浓厚的地方,喜欢花灯的人越多。花灯源于民间歌舞,是清末民初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,在流行过程中因受当地方言、民歌、习俗等影响而形成不同的演唱和表演风格。云南花灯乡土气息浓郁,有地域民族风格特色,融歌、舞、戏于一体,是老百姓最喜爱的娱乐形式,被喻为云岭高原的红山茶。
庄轩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请云南花灯名家袁留安来福海街道杨家社区李家地村表演,闻讯赶来的观众差点没把李家地的客堂给挤塌了。“两盏西门子牌烧煤油的气灯,点上以后满屋子亮堂堂的,里里外外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。”除此之外,村里一年到头重要的日子都不能没有花灯,三月三、端午、重阳、春节初一到初七。再加上过年各花灯团之间的相互走动,要一直唱到元宵节才算完。
花灯是割舍不下的情怀
除了唱春台,结婚、过寿也少不了花灯。福海街道福海社区田永秀回忆,她所在的花灯团去武定县唱婚宴是站在村民家的天井里,踩着没有浇筑过水泥的红土地。办喜事人家的天井里、天台上,密密麻麻全是人,两边邻居家的天台上也站满了听花灯的人。在这番热闹景象感染下,田永秀被泥土弄脏的戏服显得微不足道。
相比程式化的京剧,花灯可塑性更强。李丹瑜介绍,“它就像个年轻的孩子,不停地吸收着、创造着、成长着,在戏曲的百花园中寻找自己的个性与特色。”以李丹瑜出生的花灯之乡玉溪为例,部分玉溪花灯艺人不再满足于老灯时期花灯的歌舞属性,开始移植、改编其他剧种剧目,使花灯向戏剧化发展。新灯时期,玉溪花灯大量吸收滇剧元素,“灯夹戏”让玉溪花灯在云南花灯中独树一帜。此外,李丹瑜主演的花灯剧《玉海银波》以保护洱海为主题,融合了大理白族的舞蹈霸王鞭和音乐。她主演的另一花灯歌舞剧《走婚》也揉入了少数民族的歌舞和服饰,并用交响乐配乐。海纳百川的云南花灯由各民族文化相融合而成,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格特色,在中国戏曲界很是特别。
2021年云南省花灯剧院“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”在昭通的演出现场
文章来源:《黑龙江民族丛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hljmzck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809/2002.html